第三百三十五章 周以力的一堂课

于都会议后，整个十月份，苏区内部又重新进入了一场学习的热潮，由高层开始，人人过关，不管平时的工作有多忙，都必须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并且撰写相应的读书报告。

到了十一月，这股风潮不断向下蔓延，在高层逐渐取得共识之后，一些经过多次讨论精炼的理论文章，便开始流传开来。

周以力是红色中华社的主编，由他负责的报纸是当前中央苏区的绝对喉舌。

他当初刚来这边的时候，也是对李润石的一些做法百般看不顺眼，但是在见证到苏区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的观念便很快发生了转变，而且信念比历史上还要坚定。

李润石知道，在另一条时间线上，这位同志和他一同喊出了“山沟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后来也是因为如此受到了强烈的排挤，长征时因病留守，最后壮烈牺牲。

如今的情况自然是大不相同了，周主编七年前参加革命，期间组织过多次工运、农运，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

再加上他自来到苏区后，又因为工作缘故接触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补上短板之后，水平更是蹭蹭地往上涨。

报纸作为这时期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再怎么重视都毫不为过。

在其他人眼里，李润石把周以力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一方面可能是看重他具有和自己类似的经历（湘人、在潭州读过书、当过老师等等），另一方面也是人家确实有能力又有资历。

尤其是从11月开始，为了实现由上至下的宣传攻势，不少领导人都亲自在报纸上刊文，将他们这段时间的学习心得呈现出来，暗地里还有些相互争论的意思。

所以在里面，作为组织者的周以力就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候他还会自己下场，写文章，或者去学院演讲。

演讲，或者也可以说讲课，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活动，锐京的工农兵学院，一直是整个中央苏区乃至周边地区的人才培养基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批新同志过来，然后又有人离开。

这些进修学员的来源五花八门，学校、工厂、村镇、军队，身份自然也是各有不同，学生、工人、农民、指战员，混杂在一起，然后根据各自的需要安排相应课程进行强化。

而在所有课程当中，理论学习肯定是排在首位的，除去少数几个专门教师外，大部分课堂上的老师，都是由党内的高级干部兼任，抽时间过来上上课，或者干脆有时间了就来搞个小型演讲，形式相当灵活。

因为其他人工作更加忙碌，而且常常需要到处跑的缘故，周以力算是学校这边的常客，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他一大早就整理好了资料，然后径直来到了学院的一间教室内。

这次的人数不算太多，大约四十来个，有老有少，周以力一眼望去，还能见到几个生面孔。

就像是平时上课一样，他提前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用着带有些许湘音的普通话说道：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经提到过：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

这段总结起来，就是我黑板上的这十个字，如果大家读过《资本论》的话，就会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完全贯穿于整本书之中。

因此，只要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必须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上周红中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专门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钢铁产量，与我国进行对比。”

教室不大，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有人还特地拿出了本子做着笔记，问题一提出来，大部分学员都纷纷表示很有印象。

周以力点点头，一直以来，红色中华报的印数并不算多，但在分配上，像学院这样的机构肯定是排在优先位置的，因此有这个结果并不奇怪。

接着他又说道：“既然如此，这里我只专门点出几个数据，欧战之前沙俄时代的钢产量为431万吨，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战争，钢产量降至308万吨。

哪怕是后来因为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使得工业产能大幅下降，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还是很快恢复了过来。

那么去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呢？一点五万吨，甚至不够人家的一个零头，更何况，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这些有限的产量更是分摊到了不同地方。

所以具体到某一座城市，无论是江城还是申城，我们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差距只会更大。”

周以力在谈论这些数字的话，心情和语气都是相当地沉重，国家的贫弱体现在方方面面，看到这巨大的差距，作为落后者在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同时，又难免会感到深深的无力。

下面的学员也是类似的情况，只见大家纷纷低下头，捏紧双拳，却又不知从何处发泄这份情绪。

相对而言，周主编的内心要显得更加坚定一些，他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很快恢复过来后，他继续说道：

“我说这些不是要来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而是要告诉大家，两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那么革命的形式也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调整。

从数据上，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现在的夏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极度薄弱。

正因如此，国内几乎所有的城市其实都是消费型城市，关于所谓的消费型城市，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月二号，程刚同志写的一篇文章。

我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些，就是说城市自身的生产能力有限，粮食、棉花、矿物、钢铁，这些最基础的生活、生产物资，都需要从农村购买，或者从国外进口。

除了申城、江城等极少数的大型城市外，一般城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极其稀少，甚至可以说完全满足不了自身的需要。

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现在的革命事业，城市其实是负担而不是资源。

这么说可能会有点超乎大家的想象，但是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占领一座城市后，我们根本没法像当年苏联同志那样，直接利用当地的工厂生产数量众多的物资，并从工人队伍中获得足够的人力支持，那么即便暂时成功了，也很难维持长久的胜利。

这一点已经从之前的失败中证明了，要么根本没法实现占领，要么占领后很快就得撤离。

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物资全部都是来源于农村，军队当中农民出身的战士更是占据了极高的比例。

并且如果经过深入调查的话，我们还会认识到，农村的阶级斗争矛盾，其实远比城市要激烈得多，这就是为何我们的农民运动，会取得这么大成果的最主要原因。

再回到我开头的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年的俄国，城市里拥有大量的工厂，能生产绝大多数农村难以自给的物资，加上比夏国多得多的工人，才构成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而夏国则几乎完全相反。

两个国家的国情是如此不同，单纯地生搬硬套人家的成功经验，是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同学们，我们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党，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更需要用科学的思维去完成我们的事业。

因此我要说，苏联之革命以城市为中心是绝对正确的，但夏国之革命以农村为中心，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与前者毫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