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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虽说平淡，但还是很有趣的。上学的时候，在班上结识了赵友刚同学，赵友刚的个子稍比我矮一点点，长着长形的脸，厚厚的嘴唇，胖乎乎的耳朵，尤其是他的大大的眼睛中总能闪现出一些憨厚和聪明，他和你说话时总是先咧嘴笑一下。他的算术比我好，算得也比我快，每次考试他的算术分总是比我高，所以上学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玩。赵友刚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要好得多，他爸爸是个技术工人，听说是八级工，他母亲和我母亲一样，也没有正式工作。他有一个哥哥，平时他哥哥也不和我们在一起玩。在我的一生中，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就只有赵友刚了。一九七二年底的时候，我参加了工作，和他分了手，就失去了联系，九十年代中期我又专门托公安系统的人找到了他，后来又失去联系，等到再一次见面，我们都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这是后话。

湖南在三国时期是属于蜀国，历史记载蜀国在酷热潮湿的夏季会产生瘴气，杜甫在诗中曾说“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又説“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可见南方地区的瘴气多么厉害，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由于我不上学的时候总是和宋白脸到处玩，终于让我染病了，我始终怀疑是因为瘴气所致。我的左腋下生了一个疮，开始的时候只是有点痒，后来就逐渐长大起来，从黄豆粒大长到核桃那么大，又疼又痒，碰也不敢碰，觉也不好睡，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带我去了职工医院，记得那是一个男大夫，看了看我的脓疮，先是给消毒，然后就拿着一把一尺来长的稍稍有点弯的刀，把我的脓疮切了一个口，疼得我大叫起来，好在就那么一瞬间就切好了，眼见脓水顺着皮肤向下流淌，大夫又用消毒棉纱擦拭干净，然后将几小块黄色纱布小心地塞进流淌完脓水的皮肤里，最后用绷带给我包扎好。后来又经过几次换药，我的脓疮终于治好了，但我的左腋留下了一道疤痕，成了我身体与别的男孩儿明显不同的记号。在后来的记忆中，我始终忘不了大夫拿长长的刀给我切脓疮的情景，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好像有些不可能，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医疗条件虽然还很落后，但总不至于连手术刀都没有吧，也许是当时我出现了幻觉，这种幻觉就伴随了我一生。

一九年六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后说，国家要在四川江油组建长城钢铁公司，要在湘潭钢铁公司抽调一部分干部和技术骨干，父亲被确定调往江油，因为要求比较急，父亲过几天要先行一步，而我们要等待组织上统一安排再去。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我总在想四川在什么地方？江油又是个什么样子？离湘潭远吗？好玩吗？心里有一百个问号，一百个期待。也许男孩子都是这样，总想走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到自己未知的一片世界去闯荡。没过几天，父亲就先行出发了。在充满希望和等待的煎熬中，终于等到了我们去江油的消息。年底时，组织上安排了搬家的绿皮专列，我们家被安排坐第一列，家里基本没有什么家具，带上为数不多的衣物，我们就在湘潭火车站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挤上了列车，我们全家七口人正好占了六人座。随着“呜”的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启动了，我的心也启动了，我趴在窗口，望见房屋、道路、农田和来来往往的人们不时地向后闪过，我的心早已奔向了江油。

列车走走停停，走了三天二夜，终于到达了中坝火车站，父亲来到车站接我们，看到近半年没见的父亲，心里特别激动，父亲见到我们问问这个，拍拍那个，全家洋溢在团聚的幸福之中。父亲把我们接到他早已租好的一处房屋，这是江油县涪江东岸的一个梁姓农户家，这儿距离父亲上班的地方不是很远。这处房屋是一个有二三间房屋的院落，房后是一片竹林，房前一条小溪，小溪的水清澈见底，哗哗流水声像是一首动听乐曲，小溪旁边长着一些桃树，再远处就是一片片农田，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在梁家这个院落里，我们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随着新鲜感的逐渐消失，现实中的生活困难也开始显现出来，母亲没有了临时的工作，我们姐弟六人都在逐渐长大，又是处在长身体的发育时期，家中的吃饭、日常开销和姐弟们的学费又产生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母亲东拼西凑加上借了点钱，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台缝纫机，过了些天，母亲在哥哥的帮助下把缝纫机搬到了附近了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宿舍区，做起了为工人缝缝补补的事儿来了。记得那天是星期天，父亲没有上班，一会儿哥哥跑了回来，兴冲冲地向父亲报告説“挣了二分”，说完又跑了回去。又过了一会哥哥又跑了回来，看他额头冒出的细汗和他那兴奋激动的表情，就知道准是又有好事了。果然哥哥说道：“又挣了一角钱”。那个年代二分钱是什么概念呢，二分钱大概可以买一个多鸡蛋，或是二斤土豆，或是三、四斤菠菜什么的。父亲听到哥哥的报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从此母亲便开始了她的缝纫工作。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悟性高手也巧，无论是什么衣服，只要是她看过，便能裁剪出样子。母亲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昼夜不停地运转，缝纫机运转的嗒……嗒声常常伴随我进入梦乡。母亲开始给邻居乡农做衣服补衣服。邻居乡农不仅夸母亲衣服的做工好，也感叹母亲收费便宜公道。

母亲不仅给邻居乡农做衣服，更是费尽心思给我们兄弟姐妹做衣服。在那个买布凭票的年代，过年穿件新衣简直就是奢望。衣服太旧了，就拆开翻个面重做，有的衣服就花几分钱，买包染料重染一下，也能像新衣服一样。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哥哥长高了，衣服变小了，就给我穿。姐姐穿小了的衣服就给妹妹，真是有一种延安艰苦朴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不把衣服彻底穿烂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