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9章耕鑿居人有遠心

斐潛特意不是在平陽侯府，而是到了守山學宮之處來召開這個『見面會』，自然是有他的考量在內的。在平陽侯府內，固然是斐潛的主場，可是官方的味道就太強了一些，而守山學宮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學術先鋒的味道。

不管是率先展開的經文研究，還是對於科舉的學宮內大比嘗試，都可以說是船小好掉頭的典型。

斐潛想要展開對於當下這個階段新的理論的闡述和拓展，明顯守山學宮會比青龍寺更加的適合一些。畢竟守山學宮會更純粹一些，青龍寺規模雖然更大，但是也因爲規模太大，混雜的人更多，心思什麼的也就更加的複雜，難以把握。

從春秋末戰國初開始，因爲周朝的制度已經『崩壞』，導致百家爭鳴，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自己的國家諸侯帶鹽，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尋在周制之後，國家應該往什麼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顯，秦國最終贏了。

秦國的勝利，也導致了在春秋戰國之時的『百家爭鳴』，最終變成了『一鳴』，華夏中央集權大一統制度，成爲被驗證通過，並且強有力的國家制度。

隨後的漢唐就貫徹了這條國家制度路線，直至唐代之時，擴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時代的巔峯。

唐朝的騎兵，注意，是在巔峯時期，幾乎是橫掃大漠，震懾邊疆，屠外國滅番邦，便是須臾之間，但很明顯因爲技術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權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軍政府負責制，而尾大不掉的節度府，也使得從唐中後期一直綿延到了宋明，文官挾制打壓武將就成爲確保皇權穩固的唯一手段，最終導致明末原本應該抵禦外敵的免疫系統，徹底成爲了細菌入侵的溫牀。

同樣，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從春秋戰國開始，涉及國家制度的研討人數，實際上是在不斷的縮減的，百家爭鳴盛況不再。其主要原因依舊是大一統之後，儒家成爲了核心學派，而儒家對於其他學派的壓制力，也同樣展現在了學術之中。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和學閥制度之下，華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開國之後穩固百年，可也因爲其制度是僅僅代表了極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罔顧了基層民衆的需求，最終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滅。

當然，拋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單純談空中樓閣明顯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樣的，如果完全不顧基層百姓的死活，只想着在統治階級內部進行調整和改革，利益的騰挪，清末的制憲鬧劇就是最好的榜樣。

華夏不是沒有聰明人。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戰國時期，他絕對是諸子百家當中的領頭羊人物，那個彷彿被老天爺砸了一下的天坑腦門上，絕對閃耀着常人難以匹敵的智慧之光。

可是過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這一點麼？

顯然不是。

可問題是除了『天授君權』之外，他們還有什麼『法寶』來維持自己統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關，絕對不可能承認賤民纔是國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強調精英才是國家的未來……

而想要打破這個鐐銬，正面爭執顯然是不行的。

只能是潛移默化，溫水煮蛙。

『夫生財之道，莫大於生人。故國未有以人口爲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斐潛緩緩的說道。

這個時代，根本不需要那什麼的生育。

嬰幼兒存活率極低的年代，再沒有比添丁增口更讓人高興的事情了。

『昔之製法者，所以制國用者，必計乎人口之衆寡。蓋人之所從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給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輕其末，務其大而不責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國之用自豐矣。』

『今之不然，士農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離轉徙，而生人日少，則國用不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以財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財。國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則民生有常。制不宜，則如孔子所喟然，猛於虎也。』

『夫國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須審時度勢，因俗施宜。故古之聖王，所以能興國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後可以長久矣。』

『吾以爲，治國之道，莫大於養民。』、

『民者，士農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穩固，八荒靖平。』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裏，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諸位以爲然否？』

斐潛點了點頭，又補充說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論定高下，無關貴賤職權，諸位可暢所欲言，絕不以言論罪之。』

關於人口的議論，其實各個朝代都有。

春秋時期大多鼓勵人口增長。

儒家，黃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觀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着矛盾，強調人與地的對比關係，而且這傢伙還特別注重人口調查，可謂是歷史上組織全國範圍人口調查的第一人。

然後，韓非子則在商鞅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視爲『民爭』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然後韓非子也是光有意見沒建議，他有『民爭』的憂慮，說是『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結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張通過法制來制止『民爭』。

到了唐代的時候，作爲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則表示人口與其相生相養論有密切聯繫。韓愈認爲，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間相生相養，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勞動，爲他人提供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則他對社會就是無益的。

依照這種理論基礎，韓愈進一步地將人口將原本的『四民』，按其職業分成了『六民』，並且認爲農、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養的，爲社會所需要。然後士是治人者，由別人供養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對社會有益的人。而所謂僧、道二民，則不從事農工商等經濟活動，卻需要農工商供養，實質上是一種過剩的人口……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是不是從韓愈的唐代開始，就已經有了『精英』執政的味道？

爲本階級帶鹽麼，人都要恰飯麼，有什麼問題？

可是華夏真正想要強大，是能靠單一的階層麼？

尤其是靠那些所謂『精英』階層？

天寒地凍的，水確實太涼了，但是頭皮麼，還是可以涼快一下，這矛盾麼？

什麼纔是『士』？

那是『土』的變形啊！

當然，也不是沒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時的馬端臨，就是華夏曆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人口質量問題，並論述了其重要經濟意義的人。他表示，『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雖然說馬端臨之言，未必沒有借題發揮，抒發心中鬱悶之情，但也是華夏人口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重要進步，要數量，也要質量，否則那些整天不着調的說一些混賬話的癡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麼好作用？

臺下衆人，雖然聽聞斐潛說什麼言者無罪，但是在當下明顯是要以此論來正名的時候，跳出來和斐潛做對顯然並不是什麼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潛讓衆人暢所欲言，可依舊是沉默一片。

斐潛看了看種劼。

種劼輕輕咳嗽一聲，然後拱手說道：『有百畝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國策之易也，足以養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僅足以養十五，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難逃饑饉之苦，甚或餓殍遍野是也。雖有田增之術，然術增之有限，人增之無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潛點了點頭，『大祭酒所言甚是。』

『單以農而論，田畝之數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畝產養驟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問，理當解之。』

『那麼，何人可解？』斐潛環視一週，溫和笑道，『可是令農自解？畝產定數，口算歲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嬰孩，以免口算。』

『故農之困頓，當士以解。』斐潛斬釘截鐵的說道，『然今山東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稅役而已。』

大漢賦稅粗糙，甚至可以說即便是到了後世，稅收制度依舊不盡如人意。原本應該是起到社會調節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稅收，結果呢？越有錢的越是逃稅避稅，而越是沒錢的，則是被各個環節當中轉嫁的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

比如大米立減國的感謝藍莓稅，棉花糖稅，切面包稅，熱湯稅，雕刻南瓜稅……

至於其他國家麼，嗯，咳咳……

『爲求賦稅口算，必有嚴律。蠹吏上下其手，鄉紳巧奪民脂。』斐潛說道，『非田不足以養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橫生，法令難行。下視上者鄙，上視下者賤，』

『是故，山東之賊，驅民而死，以戰而減口，此乃絕戶之術也，如當下河東之難。』

『常有聞大義之所謂，曰民之重也，然則待其政甚苛，豈非實視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騰，國將不國。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賊，以政之苛，害於百姓，是自絕於天子，自絕於大漢，自絕於天下也！』

沒錯，斐潛不想要再用什麼『清君側，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義來進行戰爭，也不想要讓自己和老曹同學的爭鬥，淪爲諸侯和諸侯之間的勾心鬥角，變成所謂的圈子競爭。

在斐潛早期，喊一喊這些口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那個時候大家都這麼喊，如果說斐潛喊一個爲什麼服務的口號，說不得當場就嚇攤一堆人……

而在當下就不一樣了。

很明顯，斐潛需要提出一個和山東道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來，而類似於山東之輩喊的那些大義，斐潛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強用了，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雖然說對於春秋無義戰，衆人已經有了共識，但是不能說就知道『無義』，便去裝出一副『大義』來掛在臉上。

就像是斐潛所說的那樣，如果單純的將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顯然是不對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個纏繞而生的共同體。

因此人口問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獨立的社會問題，而是與資源、環境、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等相融合的複雜問題。

人口不足或人口過剩，都會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

一個國家應該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適度的人口規模，這種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是與本國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稟賦、知識技術應用水平、工農業的生產能力、民衆撫養能力都相適應的，是屬於一個動態變化的範疇。

既然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範疇，就自然需要一個適合的國家制度，去進行調節和干預的。

一個死板的政策，動不動就是祖宗之法，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而在此之下，國家制度的優劣，律法的差異，就體現出來了。

在大漢三四百年間，皇帝大臣難道不知道政令賦稅律法等等有問題麼？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還沒到鬧騰的地步，因此就沒有必要去修正律法麼，實在不行拉三公出來道個歉，說一聲摩西挖開啊立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麼？

確實，只要底層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發動農民起義的。所以統治階級的相對反應遲緩，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沒到最後一步，統治階級多半還覺得可以繼續讓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華夏整體的社會發展的根本是由華夏廣大的民衆所推動的，而不是由野心家決定的。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其中的時勢，就是民意，而民意來源於就是最底層民衆最爲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說，最底層的百姓的生存狀況，纔是最終決定了整個社會是否穩定。當基層百姓生存困難的時候，整個國家自然就是不平穩的，不安定的，這就是爲什麼後世資本主義國家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便是立刻給底層民衆發放福利券，以及類似相關舉措的原因。

這是人類在社會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畢竟華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將人口相對簡單的分爲基層階層和統治階層。

當人口數量增長受到來自於環境抑制的時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厲害的是基層階層，而統治階層由於擁有豐富的生產生活資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響的。這就使得tongzhi階層的人數比例在總人口數中驟然上升，而統治階級爲了維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會想方設法的增加稅收，而基層階層的交稅負擔就會增大。

華夏既然從春秋就開始高喊以人爲本，仁義道德，那麼此時此刻，何嘗不是將這些喊了許久的『正義』落到實處的一個機會？

即便是斐潛心中清楚，這種『正義』的保質期不能確定，但也終究是好過沒有。

在經過了種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無意的詢問和烘托，斐潛也就將最後的結論說出……

『夫四民之業，乃國之基石。士以篤學立身，農以耕稼養命，工以技藝成器，商以通貨致富。四者各司其職，相生相養，共濟大漢之繁榮。』

『士者，國之棟也。讀書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應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於學，以備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農者，國之本也。食爲人天，農爲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農人勤于田疇，使倉廩實而民心安，國運自可長久。』

『工者，國之巧也。匠心獨運，技藝精湛。鍛鐵爲兵，築土爲城，造舟車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僅爲民生之便，亦爲國家筋骨之強是也。』

『商者，國之脈也。賈以誠信，販以公道。商旅往來，貨物流通，財富匯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國家富足，血脈通流。』

『四民之業，各有所長，各有所專。時代變遷，物換星移，四民亦當隨時而變，應勢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職責不同，非有上下之別，亦無高低貴賤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職利民，以能興邦，故爲官者，採四民之所長，通四民之所職，以四民之所制，養四民之所生，以興邦國，以福黎民。』

衆人神態各異，有欣慰者，讚歎者，也有疑慮者，遲疑者，同樣的也有低着頭，似乎不願意讓人看見其表情者。

斐潛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

『昔者，堯舜禹湯之世，道德昭顯，仁政流行。爲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國，堅守本心，不爲世俗所搖。是以四海之內，風調雨順，萬民安居樂業，和氣融融。』

『是故，執政當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寧百姓。』

『執政當通衢。衢者，天下之往來，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漢爲疆，天塹化通途，險峻若平川！』

『執政當有道。道者，不爲利慾動，不爲權勢惑，持此道者，無我無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啓後，鑄千秋功業！』

『然則，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諸君共勉，同心協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樂，四海一家，共享大漢之福！』

『今有賊，失其山，斷其衢，亂其道！驅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兒戲！內無統四民之制，外無御戎胡之法！唯知貪奪民賦，苦徵民役，盤踞高位，以害國邦！此乃大漢之禍端！』

『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勳名，爭之頃刻！須知順逆有大體，千秋可定名！當此討賊革逆，除惡政，興漢制，定國邦，靖四海八荒！』

『佈告海內，鹹使聞知！』